新华信用北京12月10日电（冯钰林）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专业委员会日前在京举办闭门研讨会，针对中国经济信息社信用领域首席经济分析师胡俊超博士新出版专著《社会信用体系“领头羊”：政务诚信理论与实践》进行研讨，围绕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如何发挥“领头羊”作用展开认真讨论。
图为《社会信用体系“领头羊”：政务诚信理论与实践》与会专家认为，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政务诚信是整个社会诚信大厦的“顶梁柱”，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领头羊”作用。“政务诚信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党和政府形象，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信用环境建设的成败。”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新海博士认为，无论是营商环境的构建，还是近期的国企债市违约潮，政务诚信在整个国家信用体系健康发展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市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金波认为，政务诚信是“第一诚信”，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晴雨表”，良好的政务诚信能为国家有效配置资源，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着基础和关键作用。“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识规范，也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的重要要求，这些内容同样适用于政务诚信建设。”深圳市信用建设促进会秘书长鲜涛说，政务诚信建设要考虑其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政务失信最终责任承担主体、补偿实现形式的特殊性等因素。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学术委员会主任林钧跃教授认为，开展政务诚信理论和技术研究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还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信用体系“领头羊”：政务诚信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政务诚信建设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公仆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上述理论确实是政务诚信建设的一些理论基础。”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院长安秀梅教授说，除此之外，行政学和政治学也应该作为政务诚信研究的一个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理论也应该是政务诚信理论支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的公信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公共产品，这个功能具有稀有性。”河南大学信用研究中心主任耿得科副教授说，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主要依据公共选择理论，这对政务诚信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教授表示，政务诚信建设的另外一个支撑是公共治理理论。“政府提供的多是看不见的公共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类似空气一样的无形产品，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从当前基础设施、交通、电力、环保等公共资源的应用和供给情况来看，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和服务能力正在不断提升。”“建议继续推动政务诚信理论和技术研究，使其更加完善。”林钧跃教授建议，一方面，以基于社会信用体系的政务诚信理论作为切入点，继续研究政务诚信问题，力争在行政伦理学领域做些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加强职业信用领域的“公务员职业信用”研究，完善行政伦理学理论建设，添补相关理论和技术空白。广东金融学院信用管理学院院长唐明琴教授建议，进一步深入研究政务失信及其产生原因，并以系统化政务诚信理论与实践研究为契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信用体系理论，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关于政务诚信评价，章政教授认为，其目的是通过制定一套客观合理的标准，促进政府服务改善和社会风气好转，降低全社会公共运行成本，从而提升政府公信力，优化营商环境。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石新中教授表示，政务诚信评价除了传统的上级评价下级以及同级人大政协的评价外，《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还提出“建立社会监督和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制”，要求“支持信用服务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等第三方机构对各地区各部门开展政务诚信评价评级并及时公布结果，加强社会监督”，这对于政务诚信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全联并购公会党委常务副书记李聚合博士认为，随着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向纵深推进，除政府本身完善评价机制之外，建立政务诚信第三方评价机制非常关键，可从具体领域入手开展专项评价。“比如今年国务院出台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款项，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领域。”李聚合博士说。“在瞬息万变的数字经济时代，移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公共服务的边界，改变了政府职能及其和市场的关系。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政务诚信评价提供了新的方法手段。”安秀梅教授说，数字经济带来的是颠覆性的巨大变革，这对政务诚信评价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需重新思考政府的职能及其与市场主体的关系，为建设智慧型政府提供“中国方案”。
